中國進入“全民焦慮”時代？
上周以來，一系列來自不同階層人士的自殺和非正常死亡刺激著普通人的神經。從廣州“龍鳳胎夫婦”跳樓、韶關武江區(qū)委書記自縊，再到東莞一工業(yè)區(qū)內四天相繼發(fā)生兩起工人跳樓事件……
焦慮似乎成為系列事件的注腳。據(jù)統(tǒng)計，2010年我國15歲及以上成年人精神疾病患病率約為17%，其中抑郁癥約為5%，焦慮癥約5%，藥物、酒精等物質依賴癥約5%。而更多人對焦慮的感性認知來自生活中無處不在的“郁悶”、“傷感”和“壓力大”。在信息化的今天，無論窮富，無論官員還是平民，似乎都展現(xiàn)出了焦慮。
心理學對“焦慮”的解釋是人的自我實現(xiàn)需要得不到滿足時，產生不適且無法指出不適原因的一種典型癥狀。然而，當這種負面情緒狀態(tài)蔓延至全社會，促使“焦慮”成為社會情緒時，就已超越心理學范疇，成為難以回避的社會問題。
“全民焦慮”的時代來臨了嗎？作為群體的中國人和個體的生命，我們應該如何化解？
2月17日凌晨，韶關市武江區(qū)委書記、區(qū)人大常委會主任蘇力被發(fā)現(xiàn)在其住宅內自縊身亡。
從“官”到“民”
極端焦慮結束生命
據(jù)當?shù)亟M織部門介紹，蘇力2008年7月任韶關市武江區(qū)委書記、區(qū)人大常委會主任。初步分析，蘇力主要是受一些工作上的困擾，導致思想上產生很大壓力，出現(xiàn)悲觀厭世情緒，并且沒有很好化解而最終選擇自殺。而在一年半前，蘇力的前任、原武江區(qū)委書記鄔學新也是由于精神壓力過大跳樓身亡。
根據(jù)公開資料顯示，近來因焦慮、抑郁等原因造成自殺的官員還包括2月6日跳樓自殺的茂名市檢察院檢察長劉先進以及2010年6月在廣深高速鐵路線上臥軌自殺身亡的原中國民航局中南地區(qū)管理局局長劉亞軍。據(jù)《中國民航報》報道，劉亞軍的遺書和家屬反映，他長期存在失眠現(xiàn)象，總覺得休息不好，到廣州工作以來自感壓力大，在家中有時獨自哭泣。#p#分頁標題#e#
去年6月，中央黨校出版社公開發(fā)行了一本名為《領導干部心理問題實例解析、調適與自測》的書，解析黨政機關領導干部的心理問題。該書的主編徐培基總結，目前公務員中普遍存在12種心理問題，焦慮心理就是其中之一。
同樣是在上周，廣東東莞一工業(yè)區(qū)在4天內相繼發(fā)生兩名工人跳樓自殺，并有超過200名工人在此期間離職。而本月上旬，廣州“龍鳳胎”夫婦疑因年歲漸長、生活壓力大而跳樓事件，讓更多人開始關注焦慮。
南開大學社會心理學系主任、中國社會心理學會副會長樂國安認為，一般人或多或少都會有焦慮，不能把“焦慮”理解為病態(tài)，不是從前沒有“焦慮”，而是從前公眾普遍不大重視這個問題。面對官員自殺事件，樂國安認為，官員焦慮與公眾焦慮并無不同，只不過官員受到的關注度相對較高。
白領群體
焦慮積累成為常態(tài)
如果說結束生命是焦慮的一種極端激進的體現(xiàn)方式，另一種體現(xiàn)或許來自日常點滴中焦慮的積累。
2月18日，一則消息在微博上傳播，并引起無數(shù)白領唏噓。就在當日早晨，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北京所高級審計師，出生于1985年的甄毅因患賁門癌去世。隨后，該消息得到了德勤公司證實，并表示將促進員工平衡工作和生活。
據(jù)了解，甄毅是北京人，2007年畢業(yè)于外交學院國際貿易系，并于當年進入有“四大”之稱的德勤會計師事務所，2010年被查出癌變。所謂“四大”是全球四家比較知名的會計師事務所的簡稱。在青年求職者中，“四大”的薪資待遇較高，但同時也意味著工作的壓力大。
有“四大”網友稱，除了高強度的體力與腦力工作外，與客戶、同事間的周旋，也造成人的心理痛苦和精神長期處于焦慮中。
“吃飯?zhí)煲约疤m結是不是都是導致他不幸患病的重要原因？” 網友“昊子的小窩”分析。“昊子的小窩”2007年和甄毅同時入職，在懷念文章中她描述說，甄毅原本是個小胖子，剛入職做項目出差到河南后，就大病了一場，慢慢地瘦下來。而且，甄毅本身是個糾結的人，一個典型事例是公司發(fā)的U盤如果丟失是要賠錢的，甄毅看到有同事丟失U盤就引以為戒，每天加班到11點多所有人關電腦準備走了，甄毅就開始滿會議室地找：“我的U盤呢？誰看見我的U盤了？”此外，每次開會后的狼藉會議室，甄毅必然要把所有的文具全部收拾完才肯走。#p#分頁標題#e#
網友王璐表示，這是一周內第二起有關德勤員工病逝的消息。在2月17日，出生于1983年，前德勤上海所員工翟可因患慢性肝癌去世。而去年，23歲北京女孩方言由于長期過勞工作、焦慮等造成急性胃出血死亡，引起了無數(shù)白領的共鳴。
全民焦慮
“亞歷山大”時代生存
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一項由2134人參與的調查顯示，焦慮已經成為現(xiàn)代人的一種生活常態(tài)——34.0%的受訪者經常產生焦慮情緒，62.9%的人偶爾焦慮，只有0.8%的人表示從來沒有焦慮過。
一夜之間，似乎“全民焦慮”的陰影悄悄降臨在每個人頭上。
“亞歷山大”是諧音，意即壓力像山一樣，實在太大。現(xiàn)年33歲，從事財經工作的深圳女白領小蘇，借用這個從今年春節(jié)流行開來的網絡詞語表達自己的對生存狀態(tài)的焦慮。
一條廣泛傳播的微博段子說：“我的股票賠得底掉，房貸還差90萬，老板還經?？酃べY，買的家具是達芬奇的，買的醋是勾兌的，買的奶粉是有添加劑的，即使走在路上碰到李雙江他兒子也就算了，就怕碰到‘李剛’他崽，非死即傷。”
而普通生活中的“亞歷山大”們遠不止這些。農民犯愁為滯銷的農產品，大學生為考研就業(yè)焦慮，家長從幼兒園起憂慮孩子升學教育，企業(yè)老總擔心資金鏈短缺，普通市民擔憂工資和銀行存款跑不過CPI。即使是退休在家頤養(yǎng)天年的老人，也可能會擔心住的地板是否有毒，用的鍋灶是否符合標準，出外就餐，除了遇到地溝油，還有什么其他陷阱。
公共表情
網絡傳播焦慮感染
樂國安認為，隨著社會發(fā)展到一定程度，許多人在衣食無憂的前提下，開始關注自己的精神世界，對情緒更敏感。對焦慮的感受水平提高了，這本來是一個好的現(xiàn)象，但相比過去的信息閉塞，當代社會網絡發(fā)達，正面和負面的信息都層出不窮，加劇了人內心的沖突，傳播又使焦慮具有感染性。#p#分頁標題#e#
有心理學家認為，手機是造成現(xiàn)代人焦慮的重要來源和核心載體。一項對1000名英國人進行的調查顯示，有約66%的受訪者當手機不在身邊時會感到焦慮，這一現(xiàn)象被稱為“無手機焦慮癥”(Nomophobia)，而在年輕人群中這一現(xiàn)象更為明顯。相對于4年前無手機焦慮癥被首次確認，現(xiàn)在更多人承認存在這一問題。
此外，心理學家認為，大部分現(xiàn)代電子產品也可能讓人感覺焦慮，造成人們親情的一種隔離和焦慮。例如，電子游戲可能會讓你更快地攻擊目標，微博會強迫人去看，去八卦信息。“我最快知道什么事”成為一種炫耀的手段。而電視減少了普通人和親人相處的時間。從職業(yè)來講，記者、編輯、廣告員、信息員、網站管理員、情報人員等都是信息焦慮綜合征的高發(fā)人群。
而在社會學家看來，隨著微博和網絡廣泛普及，公民意識覺醒，諸如“郭美美”事件、“鉻污染”、“年輕官員火箭式升遷”事件的傳播，也使整個社會在環(huán)保、慈善等多領域的誠信形成公共焦慮。隨著經濟發(fā)展，社會進步，新時代的焦慮癥還包括過節(jié)焦慮癥、乘車焦慮癥、中產階級焦慮癥、失貞焦慮癥、高薪貧困焦慮癥等此前未曾有過的現(xiàn)象。
全民價值觀應轉向幸福感
廣州心海榕心理機構心理專家于東輝認為，“全民焦慮”的情況早就有，只是在現(xiàn)在集中爆發(fā)。我們處在一個焦慮的時代，每個人都想盡快地達到成功，我們對世界的期待比世界本身要高。焦慮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們的標準太高了。
房貸三萬
目標太高容易焦慮
于東輝曾經遇到一個病人，是個公司老板，做外貿生意，收入并不固定，可他供了5套房，每個月要還3萬元房貸。他的收入大部分都用來還房貸。你問他買這么多房有什么用？他也不知道。他是那種沖動型的，看到好的就買，不是炒房客，要是炒房客倒好了，不會這么焦慮。5套房里，還有一套別墅，他和妻子、孩子一家三口住在三層樓的大別墅里，接個電話還要上兩層樓。
為什么會這樣？我們認為成功才是我們的目標。如果全民以幸福感作為目標，那情況會完全不同。
突出人群#p#分頁標題#e#
社會精英與底層蟻族
于東輝分析，最焦慮的有兩類人，一類是高層，有社會地位，有權力，是社會精英，另外一類是蟻族，很多人是農村考上大學出來的，家里對他們有很高的期望，他們要買車買房。他們焦慮是因為沒有退路。精英更沒有退路。有一個企業(yè)中層，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學，兩個人一起競爭副總的位置。他覺得對方可能上位，就沒日沒夜地工作加班，見到誰都討好，結果到極限，整晚失眠，患上很嚴重的焦慮癥。
享受當下
追求平和放松幸福感
現(xiàn)在認為的成功，是財富、權力的成功，而不是人生、生命的成功。
追求幸福感，重要的在于享受當下。現(xiàn)在享受什么？成功？成功和工作、激情掛鉤，沒有享受生活放松的狀態(tài)。激情其實是焦慮的一部分。
很重要的一點是家庭親密。和親人之間的相處和諧，是幸福感的重要來源。同時，你還要有一個自己的心靈圈子，朋友們能聽懂你。
最讓人生活感覺焦慮的生活方式是指責、批評、攻擊、限制、要求，如果我們能轉化成放松、平和、溫暖，世界會變得非常不一樣。
專家解讀
現(xiàn)代化焦慮
并非中國特有
對于“全民焦慮”的概念，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院長岳經綸認為，“焦慮”一詞用得比較矯情，其實就是“郁悶”，是公眾普遍的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感以及對問題的無助感。
轉型期成焦慮溫床
岳經綸認為，焦慮產生的首要原因是，在大規(guī)模的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，一切都變得不確定，公眾對于很多公共政策不了解，不知未來怎么發(fā)展，缺乏合理預期。而在計劃經濟時代，基本的東西都能得到預期。岳經綸發(fā)覺，在改革開放以后，公眾缺乏這種合理預期。第二個原因是社會風險增加，來自市場、技術、醫(yī)療等各方面的風險造就了風險社會，還是和轉型期有關，基本公共服務還不健全，使人沒有保障地生活，容易焦慮。
其實，其他國家在一些階段也有類似的問題。例如，“美國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，工業(yè)革命以后也同樣經歷了這個過程，但是從歷史的條件上來說有差別。美國是從一個沒有保障的社會到公共服務和政策不斷建立的過程，而中國是從過去一個有保障的時代進入一個無保障的時代，改革開放以后舊有體制解構，但沒有實現(xiàn)重構。”#p#分頁標題#e#
緩解焦慮需公民保障
在他的理解中，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相對穩(wěn)定，是因為舊有制度還在起作用，讓一部分人還是能得到有保障的生活。到了90年代中后期，舊有社會體制全面解體，社會漸漸出現(xiàn)焦慮感。與此同時，社會也一直在進行重構，并且出現(xiàn)新問題，包括經濟發(fā)展、NGO組織、政府、自然各方面的問題，不免增加焦慮感。此外，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更多了，促進思想解放。當公民的權利意識覺醒，對社會問題開始進行干預和表達，但沒有結果就會焦慮。
要應對所謂的“全民焦慮”，岳經綸覺得問題既然是多種因素導致的，就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解決。政府應當想辦法為公眾提供合理預期，讓公眾感覺到有保障，開放公共決策的過程，鼓勵公眾參與決策。與此緊密相關的是，建立渠道使個人可以訴說和得到釋放。另外，公民社會的建立和成熟，還有企業(yè)社會責任感的增強等都有利于緩解焦慮。
焦慮是現(xiàn)代化衍生詞
隨著經濟發(fā)展、社會進步和傳播技術更新，焦慮癥已成為現(xiàn)代化的衍生詞之一。
據(jù)不完全統(tǒng)計，美國的焦慮癥患者終身患病率為28.8%，大于1/4的人一生中至少會發(fā)作一次。美國人一向重視疾病的預防和治療，因此，一直以來美國的抗抑郁和抗焦慮藥物消耗非常大。在美國，心理醫(yī)生成為最受歡迎的職業(yè)之一。
而在日本和韓國，隨著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高速經濟發(fā)展到現(xiàn)今的經濟不景氣，社會上出現(xiàn)普遍的焦慮情緒以及無法承受的失敗之痛。壓力大導致自殺率上升。
而在2006年，香港的公交巴士上，一名乘客拍了前座一位正在打手機乘客的肩膀，請其聲音小一些。不料，這位阿叔級的乘客站起轉過身來，怒氣沖沖地爆發(fā)了：“我有壓力，你有壓力，為什么要挑釁我？”“沒解決”……這個視頻片段，使得“巴士阿叔”成為香港人壓力大之下焦慮情緒的典型代表。#p#分頁標題#e#
